从货物流通，到人员流通到资本流通到信息流通，都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从历史上看，在流通速度快的时代是社会发展快的时代；从地理上看，流通发达的地方是社会发达的地方。这是因为一方面流通加速了不同性质物品和思想的杂交；另一方面，流通加速了竞争，使人不得不参与到竞争中来，从而更加进取。流通的另一面是减少了事物或者的纯粹性，使得事物或者思想有趋同的倾向。

隐性流通是分析宏观经济的时候应当考虑的一个问题。这种隐性流通主要是非法或者是通过正常手段无法调查和观察的流通，主要包括行贿，馈赠，黄赌毒，走私等。如果一个国家经济总量很大，而隐性流通相对较小，则可以忽略不计，对于部分国家，隐性流通就不能不考虑了。隐性流通有其自身的特性，这是应当加以挖掘和分析的。

复杂概念除了传承之外，也可以生成。复杂概念由简单概念生成，体现为简单概念的复杂联系。底层概念在人的头脑中随机加以联系，在不同人的头脑中随机联系概念的高频出现通过人们的沟通形成了新的复杂概念。这种沟通的过程一方面是确定此种概念的结构，另外一方面是通过反馈确定这种概念的描述方法。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识，这种知识来源于教育、个人经验等。公共知识是社会人所共知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可传承的。这种知识的形成来源于人的交流。人们往往通过彼此知识的相似性交流，在交流过程中增加知识的相似性，最终形成不动点，即公共知识。

公共知识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人感觉的类似。个人知识之间的差异产生于传递时理解的差异和个人经验的偏差，在交流的过程中之所以能够形成不动点，可以纠正理解的差异和矫正经验的偏差。在不动点形成之后，和此存在差别的个人知识通过和别人的交流逐渐使个人知识达到此不动点。

不动点本身也可能存在偏差，特别是在较封闭的情况下，这种偏差来源于形成这个不动点人群不足够大，从而不足以纠正理解的差异和经验的偏差。高效交流可以使公共知识快速达到不动点。

由于人对事物的理解需要时间，对事物的体验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够达到一定的深度。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对事物的体验时间变短，从而导致体验的变浅。深刻的东西才越来越难以被大众接受，这是因为深刻的东西理解需要时间，还不待理解，就有新鲜的东西吸引眼球。如此，深刻东西和浅薄的东西逐渐变得混淆，从而看起来，逐渐不存在深刻的东西了，未必是不存在，而是其深刻未必能有时间被发现。

社会的秩序来源于恐惧。社会秩序维护的根本来自于习惯或者说约定俗成，但是人的欲望和习惯经常有冲突的时候，就需要有维护习惯的力量。理性和道德都可以作为这种力量，但是理性反应比较慢，需要加以分析，在冲突产生的时候，并不足以立即来阻止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往往作为事后的分析用。道德更是如此，往往作为事后的舆论谴责用。而恐惧，不论其来源于理性或者道德，其反应较快，这是来源于同样情况被惩罚时的震撼，这种震撼是一种A导致B的推理，是直接的，因此这种恐惧就能够在未然时阻止破社会秩序的行为发生。正因为此，尽管社会形式不同，但都将惩罚当做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将理性，道德，习惯等等最终都转化为产生恐惧感的东西。

美的社会来源于审美的教育，这是由于社会的元素是由人的选择实现的，而人的选择由审美教育决定。但是这种决定有滞后效应，这种滞后可能会推动社会的不断变化，社会当前的风格是过去的风格和审美教育所形成风格的结合。

大众审美和社会的美有一些差别，这是由于引导社会舆论的审美教育和创造社会各种元素的审美元素不同。

包括风俗、法律、舆论和政令。法律和政令是主观的，分别由立法者和行政者提出，用强力的手段塑造公众观念和行为，分别体现着立法者和行政者的目的和利益。风俗是自然进化来的，可以看成以社会的自然环境为基础，历代法律和政令的一种累积和沉淀。舆论取决于舆论的控制方，如果舆论受政府控制，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要跟随政令的调子走，如果舆论受市场的控制，更多受风俗的控制，因为要考虑人们的对新闻的接受情况，受大众趣味的影响。

这四种力量经常是相互冲突的，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行为就会表现为某种特殊的状态，新闻往往从这些特殊的状态中产生。

由于民主是由人民来觉得社会形式的，因此民主依赖于人民的素质，而人民经常是短视的，这并非由于人民是愚蠢的，而是由于不能要求人民是专家而能够仔细地去计算长远利益，当前利益往往更加容易计算。相对而言，由专家设计出的政治形式可能更好，关键是如何确保设计出的政治形式能保证人民的利益。但是少部分人的设计容易导致这些设计机制的人让机制为自己服务。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需要有道德保证，但是道德总是不足相信的，因此还需要有博弈的限制，一方面需要让设计机制的人彼此不能结成联盟而要互相斗争从而实现互相监督，另一方面人民虽然不直接参与设计社会形式，而需要对此进行批评。

机制和法律的设计需要考虑自由的博弈与均衡，在这个情况下达到社会总效用的最大化。对于具有很多个体的社会而言，这可以看成是一个很复杂的优化问题。为了有效的设计合理的机制，可以考虑使用超级计算机对此问题加以求解，从而设计合适的机制。

道德具有个人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德判断标准。影响这种道德标准的形成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是传统，大多数人标准中绝大多数都是从传统中继承下来的。个人的性格也是影响道德标准的一个因素。此外，当人受到的一定程度的教育以后，受的教育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同样，能够使用自己的道德判断标准也是人的权利。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冲突的很大程度来自道德判断标准的不同，这种不同只能接受而难以调和。

相互交往的人之间的道德标准是可以互相影响的，但这仅仅是影响而并非替代，并不会改变道德的个人性。社会的道德标准是整个社会个人道德标准的调和，个人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的部分比较外露，而违背社会标准的部分则隐藏得比较深。如果社会道德与大多数人道德标准相差过多，则会引起道德标准的进化或者革命。

宗教吸引信徒的原因有两方面是不容忽视的：

一方面，宗教可以开空头支票，对未来加以随意的预测，继而以一些客观理由加以解释，具有不可证伪性。从人的角度看来，命运确实存在一定的随机性，而从心理上说，人们更愿意相信有某种机制的控制而并非难以捉摸的随机。

另一方面，宗教的信徒更加坚定。这是因为宗教不主张信徒去思辩，而是相信，让信徒无条件的坚定。而人往往有非理性的一面，从心理上倾向于听得多的而并非自我思考正确的，从而容易被反复的忽悠迷惑。

而科学则更强调实证和理性而不是盲从，所以和宗教争夺信徒的时候往往处于劣势。

人类历史的发展可以看成是存在意识发展的过程。存在意识最早出现的人构成了最早的统治者，因为这种存在意识可以导致私有的产生和宗教祭司的产生(懂得欺骗其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存在的人)。这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导致存在意识的下推，封建社会可以看成是最高统治者和封建阶级的存在意识，而最底层人民的存在意识比较模糊。随着社会的发展，草根也产生了存在的意识，这种存在意识的觉醒得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产生的所谓“草根社会”。通常，有存在意识阶层的思想会传递给没有存在意识的阶层，当草根意识觉醒的时候，思想的无条件传递就不会发生了，社会中思想的传递就不能成为思想的无条件命令，而应当是以说服的形式存在。

社会发展的趋势是让人趋近零件化，这种趋势来源于社会分工的加深，由于每一种技术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熟练的掌握每一种技术都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大多数情况下必须熟练掌握一种技术才有可能找到某一种职位，否则会被更加熟练的人替换。而在某一个职位上，对应这个职位的技术会不断发展，因此这项技术也会不断加深，从而人被技术俘虏了，从而出现了人的零件化，技术重新塑造了人。

零件化社会的好处是社会效率提高，因为人的精力有限，只有把精力投入到某种技术的学习中而不是分散才能提高其职业的效率。零件化社会的一个问题在于其抑制的通才的产生，其中的优秀人物不再是英雄，而是专家。

民主时代逐渐形成了政治技术。采用这类政治技术，可以达到对选民或者议会的操纵。专制时代也有政治技术，用于实现对君主的操纵。在每一种社会形式的开始，对应这种社会形式的技术都不发达，更多靠政治天才的产生，后来逐步得到了发展，当政治技术发展到成熟的时候，社会的形式就需要得到突破了。

制度可以进化得来也可以设计得来。通常的过程是某个系统先由自进化生成了一个制度模式，这个系统之外的人进行反思，得到经验，根据经验来构造新的制度。自进化的往往不完善，而经过反思，经验和构造的经常实现超越，但是没有先行优势了。而制度决定性的新理论往往出现在反思的过程中而并非原始进化的过程。

最典型的例子是英国和法国，英国的民主制度是自进化出来的，而法国的民主制度是设计出来的，但关于民主比较系统的启蒙思想恰恰成立于法国。尽管法国的民主革命较英国彻底，但是已经没有了英国的先行优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