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来看，城市的形成有两个形式，一种是根据军事或者政治的需要形成的聚居地；另外一种是由商业的需要形成的。古罗马的城市和中国的城市主要是前者，欧洲的城市二者都有，但后者居多。市民精神形成于后者。中国市民文化的缺失主要源自中国的城市主要由政治和军事需要形成的而不是由于商业需要自发形成的，从而缺乏欧洲那类自主的市民精神。也正因为此，只有商业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有西方意义民主的产生。读《中世纪的城市》

历史的发展是加速的，不论人类社会史，科学史，生物多样性的历史。这种加速发展最本质的来源是构造这种历史元素的加速繁殖。发展来自于变异，这在生物体现在生物的变异，在人类社会体现在创新，而数量决定了变异出现的绝对数量。加速繁殖正导致了数量的增多。另外一个由此衍生出来的原因是，元素之间通讯的增加与便利，因为通讯对个体变异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这种通讯的内容是信息，这种信息既可以是人的思想也可以使DNA中携带的遗传信息，更强的通讯能力是由变异的来的。

神学对哲学有巨大的推动，这是由于关于神的一系列命题，比如神的存在，是极难甚至与错误的命题，要论证这样的命题自然需要相当的强大的思辨技术，关于命题本身对后来不算重要，但是由论证的技术是很重要的。

文明越长的地方对其早年的考古就越困难，因为文明总是要对更加古老的文明进行破坏，常常需要除旧布新。特别是在古代，未对环境保护和文明发现有很好的认识。比如西安，文明发展时间较长，因此即使有猿人的遗迹，可能也剩不下什么了，也可能被当做龙骨之流入药了~

有两种科学与技术观念，一种是宏观统计体系，比如生机论或者中医，侧重于从整体来研究问题，一种是微观分析体系，比如机械论或者西医，侧重于从零件来研究问题。此二种观念在文艺复兴时期分野很明显，而之后一方面有各走极端的研究，而另外一方面是这两种观念的接近与联合。由于世界本是这二种形态辩证的统一，只有这两种观念辩证的联合才能发现世界的规律，比如波粒二象性。

专制的形式往往是进化出来的，而民主制度常常需要预先的设计。这是由于，除非革命，专制是不可逆的，因为专制君王不可能让渡自己的绝对权力。如果执行开明专制，确保社会的平稳而不引起革命，则专制会一直进行下去，相当于温水煮青蛙的效应。正因为此，常常是明君多的历史阶段，专制的时间更长。

孤立是文明发展的双刃剑。一方面，孤立减小了冲突，可以让文明得到连续的发展，因此可以取得领先。但是另外一方面，孤立减少了交流，使得文明的发展变得缓慢。从文明的进化的角度看，如果文明的发展走了正确的路线，则孤立可以加速文明的发展，而如果文明的发展进入了歧途，孤立则会阻碍文明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封建社会早期相对的孤立使中国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在后期，当封建社会走进了专制的死胡同的时候，孤立就导致了中国文明的落后。

这里的孤立是一个相对概念，也就是说是在某一个范围内的孤立。比如中国，虽然从地理上讲可以看成孤立的，但是如果存在竞争关系的划分，则可以看成是不孤立的。

艺术形态的系统结构常常和社会结构是一致的，这可能都源于人内心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比如中世纪的各种艺术其主要特点是僵硬平板，这与当时的社会结构相似；社会开始出现混乱的时候，出现了巴洛克；现代社会的多元决定了现代艺术的多元。

社会架构并不是统治者能够强加给人民的，需要人民的认同，否则，这个社会架构是不稳定的。比如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虽然有很多不合理甚至残忍的地方，人民对这种制度也使认同的，因此才有社会的稳定。也正因为此，当某种社会架构草创的第一个朝代往往是相当不稳定的，比如秦朝和隋朝。

人民对某个社会架构的认同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发展水平。统治者如果希望人民认同某个社会架构，进行社会的文化建设也是必要的，通过文化来改造人民的意识形态，从而认同统治者设计的社会架构。这因为此，一个重视文化的社会，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人民会去维护它，反之，人民会去推翻它。

乱世才需要有特别才能的英雄，英雄的缺点也才会被容忍。治世需要的是螺丝钉，需要的是中庸平和圆滑专业化的人才。美国之所以在很多时代出现一些创业英雄和金融英雄，是因为美国在体制上总让经济社会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作为领袖，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是得罪不得的，因为历史的话语权就在知识分子手中，特别是老百姓文化水平不高的中古时代。不论一个领袖对于他的人民做得是好还是坏，只要得罪了知识分子，都会被斥为昏君或者暴君，比如曹操；相反的例子是乾隆。当老百姓的普遍文化水平提高的时候，看待这个问题角度就会发生变化，今天对历史产生的很多争议可能就在于立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