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关系的分类是刻画社会网络的重要元素。人与人关系的分类可以按照不同维度、不同层次进行。可能的维度包括：法律责任，道德责任，时间，空间，深度等，层次是指分类的粒度，也就是分类的粗细程度，比如时间可以粗分为小时，更细的是分钟，更细的是秒等。

情绪决定了协作的方式。在情绪强烈的时候，产生的写作行为是感性写作，因为这个时候情绪足以产生能够表达的东西，写作由表达的欲望驱动，而理性受到情绪的影响而不够清楚；在情绪平静的时候，产生的写作行为是理性写作，因为此时不存在强烈的感觉可以描述，写作由利益驱动，而平静的状态更加适合进行思辨。

情绪决定了协作的方式。在情绪强烈的时候，产生的写作行为是感性写作，因为这个时候情绪足以产生能够表达的东西，而理性受到情绪的影响而不够清楚；在情绪平静的时候，产生的学做行为是感性写作，因为此时不存在强烈的感觉可以描述，而平静的状态更加适合进行思辨。

社会制度的发展总的来看是规则从粗到细，从刚性到柔性的。这也是和经济水平分不开的，较高的经济水平能够维护更细化的规则和更柔性、更个性化的规则。

法律是理想与现实妥协的结果，个人与集体妥协的结果，也是法律执行结果与法律执行代价的妥协。法律中的漏洞总是存在的，除非穷举所有可能的情况，因而制定在逻辑上完备的法律很困难。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衡量一种选择是否道德的标准应当是看着种选择是否能够使得社会总的效用变得更大。由于资源的稀缺，任何一种选择都不会使得社会上每个人都满意，因此，只要能维护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效用的选择就是道德的选择。

上面所说的道德是对整个社会的道德，社会可以看成是一个大的封闭系统。对小的封闭系统的道德也如此，对一个团体而言道德的选择是使这个团体总效用最大化的选择，这种选择和对整个社会的选择可能使矛盾的。这种矛盾也是社会利益和团体利益不能得到统一的表现。

自组织制度的组织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应当是优化的，也就是当前的生产力水平能够支持维护这个社会秩序与发展所需要的最优人数与结构。优化目标是整个社会的效用最大化，约束条件是当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如果可以将这些量化到《文明》的水平，则社会制度的设计可以变成一个最优化问题，尽管这个问题的解决可能很难。但如果放到自组织的系统里面，则这个问题的求解变成类似遗传算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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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流行的关键并不在于有多好听，更加不在于是否迎合大众，而在于是否迎合了传播渠道。这是因为就大多数人而言，未必具备独立的音乐评价水平，所以流行歌曲的评价更多依赖于流行渠道，比如春晚中播放的一些歌，尽管不那么好听，仍然能够传唱开。

技术是可以分层次的，高层次的技术直接产生效果，高层次的技术由地层次的技术产生，最低一层的原子技术是最基本的操作，其学习和练习是机械的。

关于音乐我现在能想到高层次技术包括模拟，通感和造境，这些技术可以进一步拆解为音乐元素的设计技术，再进一步拆解成调式的选择，旋律的选择等等技术，最后到确定音符，休止符，音符的搭配等等这些基本技术了，这些基本操作的学习往往需要长期反复的训练。

越基本的概念对其进行正式的定义就越困难，因为对其进行定义可以用到的工具非常少，许多概念的定义都是用这个概念的，一不小心就会出现循环的定义。从而对最基本概念的定义往往用其外延而难以是用其内涵。

艺术形态的系统结构常常和社会结构是一致的，这可能都源于人内心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比如中世纪的各种艺术其主要特点是僵硬平板，这与当时的社会结构相似；社会开始出现混乱的时候，出现了巴洛克；现代社会的多元决定了现代艺术的多元。

网上有很多关于地域性格的讨论。地域性格的形成和该地域的自然环境关系最密切，由于自然环境决定了这个地域的物产，交通和气候，这些都对人的性格产生很大的影响，尽管同一个地方生活的人性格各式各样，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一些共性的，这个共性就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

同时地域性格也是可以出现演化的，这种演化的主要来源一方面是地缘政治的变化，另一方面是流入人口对地域性格的稀释。上海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一般意义上上海人性格的形成与晚清开埠密切相关，开埠当然和地理位置有关，同样也和中国被迫从内陆国家向海洋国家过渡有关，随着开埠，强势的西方文化引入上海，上海人必须在西方文化与中国政治文化夹缝中寻求生存空间，因此就形成了一般意义上的性格。但是现在，由于流动人口的大量涌入，很多地方的人都涌入上海，这就杂化了上海人的性格，使得很多上海人不像上海人了。

法治社会中的一个最大问题是举证，不论是有罪假设或者无罪假设都存在不公正的地方，因此，最公正的方法应当是有一个公正的第三方实现举证。如果无线传感器网络得以广泛的应用，安放到每个人身上并且布置到每个角落，从而实现对人行为的有效监控，使举证更加容易。

这种技术带来的一个问题是隐私保护，当人的所有行为都被监控的时候，就不存在隐私了，为了有效地保护隐私，从技术上来看这个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安全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从组织上来看，谁能够访问什么样的传感器网络数据也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所谓习惯，是神经系统对于外界环境的一种自适应，从而使得对于恒稳的环境做出反应所需的代价较小。当外界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习惯显然会出现不适应，从而建立起新的习惯。因而从本质上说，习惯的形成是神经系统一种经济的表现。

之所以产生错觉是因为人在感知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的根据经验的模式在对事物了解并不全面的前提下对事物的未知部分进行了预测，因为这种感知往往是高效的。然而这种方式处理的信息并不全面，当然全面的信息表示预测错误的时候，之前的感觉就可以看成是错觉。

现在我们用的语言也是语言在社会中自然选择的结果，取决于大众对这个语言中元素的认同。一个词语之所以会有生命力，需要有其本身的力量，比如形象、容易理解、上口等，还需要有合适的传播渠道。在古代，其传播渠掉是人民口口相传和文字传播，由于文字传播局限在一个阶层中，因此白话和文言分得很开，而随着文化的发展，现在白话和文言逐渐趋同，除了新文化运动本身的推动之外，语言的自然选择也是一个方面，这是因为今天词语的传播更多依赖于媒体的口口相传。

社会架构并不是统治者能够强加给人民的，需要人民的认同，否则，这个社会架构是不稳定的。比如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虽然有很多不合理甚至残忍的地方，人民对这种制度也使认同的，因此才有社会的稳定。也正因为此，当某种社会架构草创的第一个朝代往往是相当不稳定的，比如秦朝和隋朝。

人民对某个社会架构的认同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发展水平。统治者如果希望人民认同某个社会架构，进行社会的文化建设也是必要的，通过文化来改造人民的意识形态，从而认同统治者设计的社会架构。这因为此，一个重视文化的社会，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人民会去维护它，反之，人民会去推翻它。

制度建设的关键是组织系统结构的设计，因为结构设计决定了系统运行的框架。只有成功地设计了结构，才能有效地定义结构上的操作并且选取合适的人来执行这个操作。当然，一个没有制度的自组织的系统运行未必不好，但是经过制度建设的组织由于其目的性更强，因而可能更加适合完成某项任务，而其架构设计是制度设计的骨架。好的架构设计应当和好的软件设计相同，模块高内聚，低耦合，这样才能使得模块之间交换的信息好，从而避免因为信息误传造成的错误。